超过30000个的全球在研新药、动辄年过百亿美金的药企研发投入，以及数不胜数的靶点设计与排列组合。宏大叙事的背后，既是中国新药研发与全球逐渐接轨的速度写照，但也是中国创新药企所集体面临的“背水一战”。对于绝大多数创新药企来说，这是一场无法叫暂停的奔跑。经历过繁花似锦、烈火烹油的喧嚣时刻之后，更多的企业家和科学家开始变得审慎与冷静。
中国新药研发将要朝什么方向走去？
王辛中的回答是：差异化。作为基石药业的首席科学官，王辛中认为，新药研发从来不是对于数量的比拼。“中国现在已经有50多个PD-1和PD-L1抗体，那么到底多少才够？已经够了吗？我们还需要再做吗？”这一困扰无数行业人的问题在王辛中看来却并没有那么复杂：数量从来不重要，关键是你的抗体可以做什么，可以带来什么样的益处，以及，是否有显著的差异化。
朱祯平的回答，是联合用药。朱祯平是三生制药集团研发总裁兼CSO，就在不久之前，三生制药的独家“仿创结合”的抗HER2单抗伊尼妥单抗在国内正式获批，且在国内率先打破了进口产品在抗HER2单抗市场的垄断局面。在朱祯平看来，既然每个靶点都是潜在的抗肿瘤治疗的靶点，那么如何通过不同靶向联合达成协同效应，自然就是行业所需要挑战的地方。
而周伟昌的回答，则是产业上下游之间的协同与合作。周伟昌是当前行业内最火热的CDMO药明生物的执行董事、执行副总裁兼首席技术官。周伟昌感慨，2年之前，行业还在讨论全球制药TOP50的公司名单中没有一家中国企业，但在当下，TOP50名单里已经有了4家中国药企，而我们已经开始讨论何时能进军全球15强的话题了。
换言之，上游公司新药的迅速获批以及在市场上的迅速放量，无疑对于下游CDMO企业的企业也是巨大的机遇和挑战。对于CDMO企业来说，Capability和Capacity是两个必须要搭建起来的能力，而医药产业链的上游与下游需要充分的协同与合作，才能更好的争取全球地位。
这是2020年7月在苏州召开的第二届全球生物医药前沿技术与政策法规大会上，来自一众创新药企与产业链生态企业的前沿探讨。这场由同写意新药英才俱乐部、中国食品药品企业质量安全促进会主办，苏州工业园区管委会指导，BioBAY联合特约，Cytiva、药明康德、百奥赛图、IQVIA、博腾股份、Lonza龙沙、东富龙等众多机构协办的行业大会，吸引了全国超过2000名新药英才参加，已经成为中国生物医药前沿技术的一个风向标，在三天的时间里，集中回答了一个问题：在当前的中国医药产业创新的环境中，应如何站在前沿技术的风口上开发新药？
很显然，对于具体的新药研发方向，不同的企业会根据自身的不同特点，来做出最合适自家企业发展的最佳选择。但对于绝大多数创新药企来说，有一点却是普适的，即在这样一场全行业的新药研发赛跑中，没有人敢稍微停下来。用药渡董事长李靖的话来说，“对于任何一个公司，无论您处在哪个阶段，只要停下来了，这个公司肯定就开始了走向死亡的路途。”
而在经历过繁花似锦、烈火烹油的喧嚣时刻之后，越来越多的企业家和科学家开始变得审慎与冷静。当然，也正如久经战场的猎人，一旦找准目标与发现机会，便果断下手，毫不迟疑。
也正因此，中国新药研发的黄金时代，可能现在才真正到来。
01 开始在激流中思考
毫无疑问的一点是，即便是在2020年新冠疫情在全球肆虐的背景之下，全球关于新药研发的火热仍然没有因此而停滞下来。
在新冠疫情之前，不管是全球还是中国，新药研发的进度都已肉眼可见的速度在增长。2019年9月丁香园Insight全球新药数据库的数据显示，当前在全球范围内有研发进展的在研新药数量已经超过3万，达到了32128个；据Array Pharmaceutical Solutions LLC的统计数据，截至2019年12月31日，仅癌症领域的在研新药就超过了1万个，达到了10865。
而根据科睿唯安的统计，2019年，在全球范围内共有56种新分子实体和生物药首次获批上市，24项重要的新产品拓展（即已上市药物的新联合用药、新制剂和新适应症等）在全球范围内获得推广，26种新产品，包括化学新药、生物制剂以及新产品拓展获批。而在中国，NMPA2019年共批准了53个新药，其中包括39个进口新药以及14个国产新药。
在新冠疫情之后，以“人民的希望”瑞德西韦为代表的抗病毒药品几乎在每一个企业中都被作为重点技术攻关的对象，科睿唯安在2020中国抗病毒药物创新大会上提供的一组数据显示，当前在研抗病毒药物的临床研究已经超过2600项，其中192项处于临床三期阶段。
显然，创新氛围的逐渐形成以及创新产业生态的日益完善，使得不管是中国还是全球，都处于一个创新药的激流之中。这种激流的存在绝非一日之功。应当说，自2015年药审改革以来，这种激流就已经开始呈现，并且在相当一段时间内呈现繁花似锦、烈火烹油之势。大量的资金流向新药公司，大量的新公司如雨后春笋般出现，但与此同时，大量雷同的靶点选择、雷同的商业模式以及不成熟的草创团队，也开始在行业中生根。
“我们现在看到上百家特异性平台基本上都是一样的，因为都是一样的靶点，这个是一个挑战。”在谈及双特异性抗体的研发时，朱祯平便如此评价。
当宏大的愿景与空中楼阁随处可见，但真正的产出似乎并没有想象中顺利时，在激流中进行反思就显得十分重要。但幸运的是，在当下，尤其是在疫情肆虐之后，显然越来越多的企业家开始真正思考创新的含义，以及在当前的创新药生态中，究竟哪些东西才是对于企业的生命真正具有决定性作用的。
例如，相较于新靶点的发现以及新疗法的探索，企业家其实正在对于“疗效”给予更为重要的关注。在金鸡湖中国新药研发领袖闭门会上，达成共识的一个基本观点是，当前其实越来越没有必要纠结first-in-class的性质，而是要从为患者解决医疗需求的角度考虑。
这也直接衍伸影响至新药的开发路径，“药物的本质是治病救人，有没有临床价值才是药物创新的根本所在，否则都将无法获得生存空间。新药开发必须在临床价值上有所突破。”
而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说，越来越多的企业开始在新适应症或者新领域的探索上持更为谨慎的态度。以此前备受关注的CAR-T疗法为例，这一突破性创新的技术已经在血液瘤的治疗中显示了其巨大的潜力以及可能性，但在实体瘤中能否也起到类似作用还尚不清晰。但尽管如此，在此前几年时间中，关于将CAR-T应用于实体瘤的尝试屡见不鲜，颇有“大跃进”之势。而在会议中，从几家国内CAR-T领先的创新药企的表态中可以很明显的感觉到，越是头部企业，越是在适应症和治疗领域的拓展上稳扎稳打，而非大胆冒进。
在南京传奇首席科学官范晓虎看来，“即便是在血液瘤领域，还有很多事情需要做的，例如怎么减少并发症和突发安全性，如何拓展适应症，CAR-T在实体瘤中是否还像血液瘤一样，还有待时间检验。”
02 无法叫暂停的奔跑
毫无疑问，在创新药物研发竞争日趋激烈的市场环境下，如何加快创新药物研发的速度、提前占据市场，是每一位新药研发工作者都要思考的问题。
但也必须要注意到的是，不管在什么时间，能够在行业中排在前列的“头部企业”都注定是少数。对于全行业来说，这些头部企业的表现代表了大部分创新药企业都希望最终能够达到的状态，但对于那些那些徘徊在队伍中间位置的绝大多数企业来说，尽管在同一个生态环境下，但他们所面临的挑战，很大程度与那些头部企业并不相同。
例如产品的生产与商业化。当前，CDMO越来越成为行业中主流的一个模式。一方面，的确有企业选择自建产能，这类企业或者拥有充沛的资金，不介意把钱花在产能的建设上，或者出于其他方面的考量，最终选择自己生产。但另一方面，也有大量的企业选择将生产进行外包，从而实现专业分工以及最终效益的最大化。尤其是对于头部企业来说，到底是自建还是外包，似乎并不是一个值得大费周章的事情。
但对于大多数还处于初步阶段的创新型生物医药企业来说，是否放心的把业务承包给CDMO，却是一个实实在在的选择难题。“坦率来讲还是有一些忐忑，比如我们是一个新药，一旦给CDMO生产商业化生产，这个是伴随药物一生的。在这个过程中，这个决断对于我来讲是非常艰难的事情。”宜明昂科董事长兼总经理田文志在会上说出了不少企业的内在担心。
又例如投资。尽管同处于在一个投资环境中，但有的企业就能够顺利拿到融资，而有的企业甚至陷入举步维艰的状态之中。“我自己服务的企业一共是7家，其中有一家是上市公司，他们唯一在考虑的问题，是如何花掉科创板超募的资金。而剩下的6家都是在想，怎么才能拿到足够多的子弹，为自己的企业添砖加瓦。”在新药项目投融资与交易合作分论坛上，就有投资人在现场如此说道。
在这位投资人看来，这种情况在今年疫情之下显得尤其明显。“现在的融资环境是戴维斯双杀。一个就是疫情的问题，还有就是基金收紧，上游的水少了而且更谨慎了。”在其看来，科创板的推出其实也导致了很多机构投资偏好增强，LP会迫使投资机构把更多的钱放到一些可能短期内具备资本套利价值的项目上。在这种情况下，旱涝不均就是一个自然的事情。
但对于企业来说，显然不管环境如何，这都是一场不能停止的奔跑。新药研发的道路从来都是道阻且长，而这些或短期或中期的困难基本是一个必须要直面的问题。靶点、临床、资本，到知识产权、生产以及商业化，任何一个环节，都会对新药研发的最终方向产生关键影响。
